春秋本义 《春秋本义》一书是元初学者程端学按照朱子纲领所作，该书对宋代关于《春秋》的研究进行了总结，有利于完善经学体系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 程端学，字时叔，号积斋，庆元（今宁波）人，元代初期的历史学者。程端学四十五岁方才应试，考中进士，但仕途不顺，他一生主要精力放在《春秋》经的研究、著述上。程端学寿命不长，与他在学术上过于投入，积劳成疾有关。 元代将程朱理学定为标准的科举政策，但是程、朱（主要是朱熹）在经学领域的主要成就是整理和注释四书，至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五经，只留下程颐《易传》和朱熹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，其五经解释体系并未完成。加上元代还规定五经可以兼用唐宋古注疏，所以，元代科举“标准”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。因此，对于元代学者来说，当务之急是根据朱子的经学见解，完善适于科举的经学注释体系。这种努力有两个方向：一是在朱子基础上，继续完善经学体系，重在学术性上；二是固守朱子章句，并将其简易化，以适于科举考生应试的实际需求。 程端学的《春秋》研究以第一个方向为主，而兼有为科举应试提供标准的意图。朱熹是宋代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者，其治经有两个基本原则，一是实事求是探求经文本义的客观主义原则；二是最终主旨归于天理的原则。他虽然没有专门去注《春秋》，但有许多关于《春秋》的重要见解，他认为“《春秋》皆乱世之事，而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”。所以他一方面批评《左传》只知功利，不知义理，是史家风格而不是经学；但一方面他又认为《春秋》“义理”并非通过一字半字的褒贬来体现，传统所谓褒贬义理都是附会穿凿，并非孔子本旨；孔子只是“据他事实写在那里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”。 程端学的《春秋本义》完全按照朱子纲领。他在《春秋本义》的《通论》部分系统阐发了反对褒贬义例，主张属辞比事以探求义理的主旨。此书体例“仿朱子《集注》之意，先训诂，而后事实，而后议论。议论即本义也”、可见全书重点在“议论”，即探求义理，而兼顾训诂和事实。诸家之说中，凡程端学认为合于经旨，就附于经文之后，有时他也把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，以“愚谓”二字标出。本书正文前有“春秋传名氏”、“春秋纲领”、“春秋通论”和“春秋问答”，内容分别是引用书目、前贤论《春秋》主旨、全书凡例和重点回答。其中“春秋纲领”引用前贤重要的说法，在当时是这一类书的通例，胡安国、张洽等《春秋》传也是如此。引用书目和全书凡例自然也必不可少。只有“春秋问答”，采用经问的形式，带有国子监授经的特色，而使全书体例稍显驳杂。但总体而言，还没有到四库馆臣所说“体例颇为杂糅”的程度。 四库总目提要对《春秋本义》基本持否定态度，主要原因是程端学尽弃汉代三传之学，不过四库馆臣对程端学的批判，也揭示出程端学作为宋代《春秋》学总结者的地位。 《春秋本义》总结性的一个外部表征是征引文献极其丰富，达一百七十余家之多，凡前代，尤其宋代治《春秋》诸家，几乎囊括殆尽。这些经学家著作“佚者十之九，此书犹略见其梗概”。后代学者在研究《春秋》时，频繁引用《春秋本义》，体现出这部书重大的文献价值。与《春秋本义》相辅而行，程端学还撰写了《三传辨疑》、《春秋或问》。据作者《春秋本义》自序，这三部著作耗费了二十多年，凝结了程端学一辈子的心血。 入清以后，乾嘉朴学兴起，学者不好宋学，如四库馆臣虽号称于汉学、宋学无所偏向，但实际贬抑宋学倾向十分明显。加上《春秋本义》所体现宋人对夷夏之辨的强烈意识在清代不仅不合时宜，且大犯时忌。所以，程端学的《春秋》著作在清代遭到冷落。 虽然遭到后世冷落，但在经学史上仍占有相当地位，这就是程端学的《春秋本义》。